这是因政见及信仰不同而遭到丑化。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为实际的政治制度、决策和行动作出辩护与解释是政治哲学的首要功能。商周之际，周初的统治者与思想家看到了民众在灭商战争中发挥的决定力量，无不感叹地得出天使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历史总结。

注释： [①] 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21.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07. [③]  值得指出，在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中，虽然也强调正义的实现在于公民的德性，公民丧失德性，不讲礼法，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但犹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的，统治国家的君主的德性，是智力超群的哲学王，并非儒家视域中道德高尚的圣王，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在对德与善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形而上的思辩与切实的生存方式交织在一起, 使儒释道三教理论既相互契合，又彼此乖离。就此而言，人性中恶的一面只有经过教化驯导才能合乎礼义治道。为了证成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中国传统思想家同样有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这种总结一方面使西周政治思想远离殷商神权政治，民意取代天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深入分析了君主维护政治权威的手段和技巧，在他看来，政治制度的支撑点和出发点既不是道德，也不是伦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虽然古代中国的政体基本上是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与一家一姓王朝的延续才是统治者自身关注的头等大事，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思想家认识到高高在上的君主和看似坚固无比的王朝，其兴旺与否其实取决于卑贱的下层民众。当我们考察汉语的发展时，汉语这种极早的分析性特征，是否为认识准备了有效的结构，而不是妨碍了人们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转变，必然也就带来对汉语表达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能力的看法。

奎因说：真理一般地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两者。原则-参数的最简方案比上面那种笨拙的说法要合理地解释了人可以学会任何一种语言的潜能，以及可以同时掌握几种或十几种语言的现实的条件。第二，欠缺抽象而幻化的认知表达方式，包括逻辑和形而上学等术语。在这些角度和方式之中，方法论就是重要的一个。

语言学的研究直接关涉认知科学、心智结构，并且最后它属于自然科学。而斯特劳森论证说，说某个东西为真也就是说话者意谓某个东西，因此，关于真陈述的概念必须依据一个说话者所意谓的东西加以分析。

同样，乔姆斯基的生成理论的方法论转向也带来了认识论转向的契机。第二，语言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当然，从一般意义来说，这也取决于当今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下文我将分别来讨论这些问题。

如果他不熟悉他在特定时间所处的特定场所的通用语言，亦无法通过别的手段与当地人交流，那么他要理解周围的世界、把握该世界的关系，必定要依赖于既有的经验，亦即要受制于他所操语言表达的那些意义。汉语哲学从语言际的理想意义的设想切入语言哲学，分析不同语言在表达世界和事物秩序时的差异，以揭示出人类共同心智结构与认知差异的关系这个未明的哲学问题，亦分析和阐明了与语言秩序对应的三种世界和事物的秩序及其语言际的可传达性的程度。因此，即便按照生成理论，汉语的基本形式来自普遍语法原则，但是，汉语的具体形式或形态、各种表达方式，则是在这些原则之下进一步生成的，亦即持续构成的。因此，仅仅对汉语形式本身看法的改变，就导致了许多哲学问题的消失和产生。

而德语的优点在于：大凡一切涉及可以被吾人用五种感官能力去掌握的事物，特别是涉及物质世界的事物，和技术及手工艺方面的事物，德国人于语言表达上都已达致一很高的水平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是否属于哲学的争论中，无论正面意见还是反面意见，大多援用过时的、不复属于哲学的观点，以及那些历史上有意义而今天为其他学科所消除的问题。

生成理论的情况也是如此。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普遍语法应包含两个方面的理论：一方面是有关所谓核心语法（core grammar）的理论。

参照乔姆斯基的这个思想，汉语研究可以直接摆脱传统的两条主要思路，要么依照印欧语系主要语言的语法结构来构造汉语语法，要么因为汉语缺乏与此相似的外在语法而否定汉语的内在原则，而直接构造与其他语言兼容的汉语基本原则，其思路类似于高本汉直接构拟出汉语中古语音系统的方法。另一方面是有关允许在怎么样的范围内扩展、修正核心语法的理论。（一）视野即观点 科学革命的范式理论向人阐明了人类认识和行为转向的方法论的契机。因此，以英语表达出来的物理学和以汉语表达出来的物理学，要在语言中达到真性，还必须通过科学家之间实际的交流和合作，而这种交流和合作甚至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比如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波的验证差不多是一个世纪之后才完成的。但是，当我们从汉语哲学视角考察诸语言的区别时，这样的问题就是重要的和基本的。当然，一系列的问题也就随之而起，传统汉语哲学的内在差异就会凸显出来。

江怡认为，汉语哲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让哲学说汉语。我认为，汉语哲学的核心应当居于前一类问题的领域，即研究和处理从汉语哲学着眼而从这些学科和方向中揭示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它们直接与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等相关。

第一，truth（真理）和意义乃是现代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马蒂尼奇说，主要的语义概念是真理（truth）和指称。其二，稍微宽泛一点，以一种一般的即不分时代的古典语言（文言文或古代的语体文）来理解、处理和阐释古代的经典文献。

英语、法语和德语中的启蒙一词分别表达不同的行为，有的意思相去颇远，如英语的enlightenment与德语Aufkl?rung，前者原义是照亮和启发，而后者是清理和澄清。在逻辑应用中，它仅仅是一个判断的系词。

自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在什么是启蒙的见解上达成共识，但是，至今为止关于启蒙的理解依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和争论，在语言际的传达方面更是如此。即使在现代中国学术界，这样的观点还有其遗响。第二，因为普遍语法是一种生物的属性，而它又属于人的认知功能，并且由于前一点所述的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追问，语言与其所表达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追问，人的大脑的认知的生物原则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同构性？ 更进一步亦更复杂的问题是：无论同构与否，究竟是同一个世界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还是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世界？从直觉上来说，人们不太会承认或接受后一种可能性。但是，没有真正搞清楚的是，把乌尔都语（Urdu）或文德语（Wendish）的量词范围看作不足以产生一种关于‘在乌尔都语中为真或‘在文德语中为真的明确定义这种看法，对这两种语言是如何不公平。

渗透到汉语之中的语法观念是合乎逻辑的现念，这一观念给汉语带来了适当的语序，并且必将通过运用在这种正确地建立起来的语序而在人民的精神中继续发展。本文从汉语哲学整体着眼，分析和探讨它所揭示出来的主要问题和可能的领域，并同时分析和界定相应的观念，揭示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效果和面临的难题。

一种语言是否适合哲学活动，或究竟哪种语言更适合于哲学活动，在近现代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同理，当代汉语哲学之所以兴起的深层原因，乃是人类语言和心智的共同结构逐渐为人所认识，同样，诸语言之间的差异因素也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数学是人类理解和描述物理世界的基本手段，因此，人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世界和事物的结构是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学归根到底是研究大脑的机能，研究这种机能的初始状态，以及能够达到的各种成熟状态。

汉语的分析化受到这种同化的影响，已经为语言史所证明。现代汉语从词语到句子都无可避免地吸收和融合了来源不同的各种现代意义，尤其是来自西方其他语言的各种意义，仿效了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就此进一步追问下去，人们就可以发现，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理解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因此，就如前面所引，塔尔斯基把它们排除在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它们等同于真性。

乔姆斯基认为，生成理论脱离了几千年的语言研究传统，虽然如此，语言学的其他理论却也提供了理解语言的不同维度。与德语相反，黑格尔认为汉语则简直还没有或达到这样的程度。

但是，人们通常以世界和事物的秩序来规定行为的秩序，这也是为了使得行为秩序简明有规则，容易认知。丘奇与弗雷格认为：一种恰当的关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必须为几乎一切语词既指定涵义又指定所指。

很显然，第一和第二情况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因此，回到经典文献和古典观念本身，与回到事物本身，都仅有思辨的和抽象的可能性，而无实际的可行性。虽然依照生成理论的假定，我也可以进一步推论说，这些参数或许也是因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基因突变而形成的，但是，基因突变而形成的稳定的遗传却还需要通过自然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就包含许多经验的条件。